近日，一網友通過“四川省網上群眾工作平臺——問政四川”反映，自己不喜歡名字“麗春”，跑了4次派出所，兩次提交申請材料要求改名，但均被旺蒼縣公安局駁回。該網友稱，打電話詢問旺蒼縣公安局戶籍室，有工作人員回應稱，名字沒有歧義，所以無法更改。

名字作為個體最直接的符號標識，不僅是家庭文化傳承的載體，更是個人身份認同的重要依托。就以“麗春”這名字來說，盡管“麗春”一詞在字面上并無明顯貶義，但它在文學作品和社會語境中潛在的負面語義聯想，卻成為當事人痛苦的根源。其實，這種因名字引發的社會歧視并非個例，類似“招娣”“來娣”等名字對女性的隱性傷害，以及“狗剩”“二蛋”等帶有戲謔意味的稱呼，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當事人的心理狀態與社會融入。

我國《民法典》明確規定，“自然人享有姓名權，有權依法決定、使用、變更或者許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”，這為公民維護姓名權提供了法律支撐。然而在現實中，這項權力卻常被一些地方行政規定架空。比如，四川省公安廳2018年印發的《全省公安機關戶政管理工作規程（試行）》明確規定，成年人原則上不允許變更姓名，只有父母離婚、再婚的未成年子女，姓名或姓名的諧音存在違背公序良俗等情形，經由戶口登記機關認定才可以改名。這一“原則禁止＋例外允許”的邏輯，實則將公民的法定權利置于被動地位。當事人需自證其姓名存在“例外”，否則便無法啟動程序。

當然，相關部門對成年人改名的審慎，也并非毫無現實考量。姓名關聯著戶籍、征信、社保、不動產等多個領域的信息，頻繁改名確實可能增加社會管理成本，甚至給“老賴”規避債務、犯罪分子隱匿行蹤提供可乘之機。但這種防濫用的初衷，不該將行政管理的便利性、內部考核的低風險性置于公民權利之上。要知道，法律的制定本就是為了保障公民權利，行政管理的最終目的也應是服務于人，而非讓公民為管理便利讓步。

破解改名難的困局，需要在權利保障與社會治理之間找到平衡點。首要之舉是推動地方規程與上位法的無縫銜接，目前四川省公安廳已啟動相關規程的修訂工作，這一舉措值得肯定。修訂過程中，不妨刪除“成年人原則上不允許變更姓名”等這類與民法典沖突的條款，明確“不違背公序良俗”等核心邊界，將社會語境下的姓名聯想、個體長期遭受的歧視辱罵等納入合理改名情形，讓“能不能改”有清晰統一的標準。

同時，執法理念的轉變同樣關鍵。基層執法者需要跳出“管理優先”的思維定式，既要防范改名帶來的潛在風險，更要尊重公民的合理訴求。對于改名申請的審核，不應僅停留在名字本身是否“有歧義”，更要結合當事人的實際遭遇、社會語境的變化綜合判斷。比如對于“麗春”“招娣”這類可能引發歧視或心理傷害的姓名，應認可其改名理由的合理性，無需強求“精神證明”這類過度舉證。同時，可建立差異化審核機制，對普通公民的合理改名訴求簡化流程，對有債務違約、犯罪記錄等風險人群則強化監管，既保障權利又防范風險。

此外，技術賦能更是降低行政成本、提升服務效率的重要支撐。隨著大數據、政務信息化的發展，可搭建跨部門信息共享平臺，實現改名后的戶籍、社保、銀行、不動產等信息“一鍵同步”，減少各部門之間的協調成本，讓行政機關不再因擔心管理麻煩而抵觸改名申請。這既能破解“改名易、同步難”的現實困境，也能為姓名權的充分實現提供技術保障。

姓名權的保障水平，彰顯著社會的法治溫度與文明程度。期待這起個案能推動姓名管理制度向著更加人性化、法治化的方向演進，讓每一個名字都能承載尊嚴與認同。這不僅是法律的要求，更是文明社會的應有之義。（陳長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