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:施愛東(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)
對大多數不識字的民眾來說,音樂和歌謠是最容易接受和傳唱的藝術形式。
全面抗戰爆發后,幾乎所有詩人都開始了抗戰詩歌的激情創作,詩歌數量呈現井噴局面。當時的文化界已形成一個共識:抗戰為新詩帶來了新生。不過,詩人們很快就發現,這些詩歌要么是口號體,要么是文人氣過重,并不利于民眾傳播。如《抗敵歌》:"吁嗟乎!抗敵殺賊賴后援,應挾群力固籬藩,佇看鐃歌齊奏凱,風物如故旭日暄。"這種精雕細琢的歌謠反而很難得到轉載和傳唱。
相比之下,顧頡剛主持的通俗讀物編刊社編印的《抗戰歌謠》《抗戰鼓詞》等小冊子,深受民眾喜愛,一印再印。顧頡剛是中國民俗學和民間文藝的主要倡導者,深知以群眾文藝發動群眾的簡單道理,通俗讀物編刊社往往采用"舊瓶裝新酒"的策略改良傳統文藝,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果。比如《老鄉見老鄉》:"老鄉見老鄉,兩眼淚汪汪。你扛老套銃,我拿盒子槍。打倒漢奸小日本,收回家鄉度時光。"這一特點很快也被其他詩人所注意到:抗戰歌謠的創作目的不是自吟自唱,而是如何發動群眾全民抗戰,只有樸素直白、朗朗上口的歌謠,才能得到最廣泛的傳播。
通俗讀物編刊社編印的《抗戰歌謠》資料圖片
激發少年兒童的愛國熱情和抗戰決心,也是抗戰動員中的重要一環。抗戰通俗文藝界著名的"三老"(老舍、老向、老談)就特別注重童謠創作。老舍將北京童謠中哭著要媳婦的《小小子》改編為哭著要刀槍的《小小子》:"小小子,坐門樁,哭著喊著要刀槍。要刀槍干什么呀?練刀,抵抗!練槍,好放!明兒個早早起來打勝仗!"這首童謠配合兒童游戲,大江南北廣為流傳。老向改編的《抗日三字經》更是著名:"人之初,性忠堅;愛國家,出自然;國不保,家不安;衛國家,務當先……"全文沒有一個生僻字,借用岳家軍、戚家軍等民眾耳熟能詳的典故,號召民眾"雪國恥,收失地"。這本小冊子僅一年就在武漢、西安連印七版,發行數十萬冊,各地效仿的新抗戰三字經更是層出不窮。
童謠一般韻腳整齊,短小好記,稍長的童謠,多用頂真(聯珠)修辭,后句先重復前句末尾部分,環環相扣,中間就不容易遺漏,能確保歌謠的完整性。比如:"日本兵,吃豆渣,不用筷子用手抓,不坐板凳坐地下,地下涼,坐炕上,炕上熱,坐火車,火車響,到安陽,安陽有個迫擊炮,打得鬼子嗷嗷叫。"又比如:"小日本,從東來,腳上穿的牛皮鞋(音'孩');牛皮鞋,呱啦啦響,身上穿的黃大氅(音'廠');黃大氅,綠道道,頭上戴的鋼帽帽;鋼帽帽,打不破,腳下騎的摩托車;摩托車,跑得快,一跑跑到東門外;東門外,有八路,八路八路真厲害,打了日軍幾布鞋,有的哭,有的嚎,有的嚇成稀屎癆;稀屎癆,看不好,埋了坑里算拉倒。"這首歌謠雖然長,但是連貫性強,一句套一句,不容易掉鏈子。八路軍不用槍不用炮,脫下布鞋打日軍,荒誕情節的背后,是一種輕蔑的詛咒。
1937年上海勤奮書局出版的《非常時期小學游戲教材》資料圖片
兒童天性中就不容易接受悲劇敘事,因此無論童話還是童謠,總是表現出輕快的樂觀主義態度。哪怕是在最艱難、最黑暗的時期,童謠都會以樂觀的想象鼓舞士氣,迎接光明。在東北淪陷區,童謠就以擬人的樂觀態度表達對于抗聯的崇敬,對于敵人的藐視。比如《鬼子再也不哇啦》:"蛤蟆過夜叫呱呱,母雞下蛋咯咯嗒;鬼子說話哇啦啦,抗聯打槍咔叭叭;抗聯急眼一咔叭,鬼子再也不哇啦!"又如《點名》:"水機關,真不錯,噠噠噠噠會唱歌。我們問它唱什么?它說唱的勝利歌。見到鬼子就點名,一點就是幾百個。"
童謠配上簡單的肢體動作,或者有節律的音樂,傳播效果更是如虎添翼。太行山區最流行的一則童謠就有《比個八字給你瞧》:"要問哪個隊伍好,弟弟妹妹咧嘴笑,伸出兩個手指頭,比個八字給你瞧。"音樂旋律對于兒童記憶的效果尤為顯著,陶行知借用兒歌《兩只老虎》的節律,于1937年創作了《不投降歌》:"軍人救國不要命。不要命,不要命,只有斷頭將軍,沒有投降將軍。軍人救國不要命。不要命,不要命,只有斷頭兵丁,沒有投降兵丁。"這首歌直白淺顯,趣味性雖然不強,但是配上《兩只老虎》的兒歌節律,鏗鏘有力,在當時的中小學校廣為傳唱。
抗日根據地兒童為八路軍站崗放哨資料圖片
多數抗日童謠都是愛國文人的精心創作。老舍就曾認真學習民間文學,為少年兒童和民間藝人寫作抗日童謠和鼓詞,以筆為槍,投身抗戰。抗日童謠的主要內容大致有三:一是表達抗戰到底的決心和抗戰必勝的信心;二是詛咒、蔑視和嘲笑日本軍隊和漢奸、偽軍;三是歌頌抗日英雄,禮贊抗日軍人,支持親人上前線、打勝仗,祝愿他們"打垮小日本,早早回家鄉"。
抗戰童謠通過書報雜志和廣播等媒體廣泛傳播。抗日戰爭激發出了無數原本默默無聞的愛國文人,他們"有槍拿槍,有筆拿筆",紛紛投身抗日洪流,創作了數不清的抗日歌謠,那些在艱苦條件下粗糙印制的抗戰書刊,清晰地留下了他們的愛國印記。比如趙樹理就在自己主持的《人民報》副刊上,刊載了大量新鮮活潑的抗日民謠、快板、鼓詞、故事。
大量抗戰童謠走進中小學課堂。老向的《抗日三字經》就被引入學校課堂,用來教育兒童樹立抗戰決心。著名教育家陶行知、陳鶴琴等人,不僅在學校教唱抗日歌謠,還身體力行,親自參與創作,鼓勵學生唱向全社會。這一時期,大后方還形成了頗有聲勢的"朗誦詩運動""街頭詩運動"等。
抗戰童謠還借助軍隊和劇團被大量傳播。這是解放區抗日歌謠的主要傳播渠道。唱歌是人民軍隊的必修課,他們每到一地,就會通過刷墻報、貼傳單、教唱歌,把革命口號和歌謠帶到當地。解放區的鄉村劇團主要有三類:經過改造的舊戲班、地方精英和中小學校組織的業余劇團,以及根據地政府組織的新劇團和各類民校、夜校。
通過無數愛國將士和文化戰士的創作和傳播,在民族危急的時刻,抗戰童謠喚起了中華民族的覺醒,提升了中華民族的自信,展現了中華民族的強大意志力和生命力。
《光明日報》(2025年08月05日 01版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