熱點回顧⑥

網絡造謠并非個例，從杭州吳女士被傳出軌快遞員，到洛陽的汪女士的個人照片為謠傳“女輔警敲詐案”的當事女輔警，目前網絡上仍有網絡造謠者在捏造明星及普通人信息，以此捕獲流量。

問題：網絡造謠為什么屢次出現？

謝序榮檢察官：從造謠者的角度來看，存在目的的隨意性、主體的隱蔽性和行為的便捷性的特征。傳統的誹謗行為通常發生在熟人之間。但是，網絡上的誹謗行為則往往發生在陌生人之間，誹謗的目的只是為了吸引眼球，提升自己的知名度，誹謗的目的具有隨意性。

由于目的的隨意性，導致誹謗行為更容易發生。網絡社會是陌生人之間的虛擬社會，網民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，匿名發表言論。被害人如果單憑個人的力量，無法準確發現造謠者的真實身份，給其維權制造了障礙。然而，網絡造謠者只是簡單編寫幾段文字配以相關圖片，就可以以假亂真，誹謗他人，誤導民眾。該類誹謗往往是零成本的便捷行為，易于操作，容易多發。

從傳謠者的角度來看，存在轉發的盲從性和傳播的快速性的特征。部分網民沒有辨信息真偽的能力，個別媒體沒有盡到合理的核實義務，盲從地轉發他人捏造或未經證實的信息，從而使得錯誤的消息進一步擴散。同時，網絡具備開放性，只要部分網民參與信息的轉發，就可能導致虛假信息快速傳播。當被害人發現相關造謠信息時，本人已經無法徹底阻止或消除錯誤信息在網絡的蔓延。

從被害人的角度來看，存在取證難和維權難的特征。由于造謠者往往屬于匿名發帖，被害人無法準確認定造謠者的真實身份。造謠的證據系電子證據，被害人也不易收集和固定。而且，被害人要去證明誹謗信息的點擊、瀏覽次數和轉發次數，也存在一定的困難。基于上述困難，被害人最后只能選擇放棄。即便被害人收集到相關證據材料向法院起訴，但由于誹謗罪屬于自訴案件，被害人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、精力和財力，維權成本較高。

記者手記

網絡造謠往往伴隨網絡暴力，對當事人產生的巨大傷害也常常從線上延伸到線下。對于此類嚴重擾亂網絡社會公共秩序案，司法機關應擔追訴之責，不能讓受害人怯于維權。“女子取快遞被造謠出軌案”自訴轉公訴，還被寫入最高檢工作報告，顯示了司法機關對打擊網絡謠言、網絡誹謗等互聯網亂象的積極擔當和作為。互聯網不是法外之地、言論自由是有邊界的，在迅速發展的互聯網信息社會中，每個人都要根據當前情況，評估自己的言行可能產生的結果，不傳謠、不信謠，互聯網平臺也應健全信息發布審核和網絡謠言處置等制度，落實平臺主體責任，助力營造風清氣正的互聯網生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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