即便義務植樹確有困難，也要沿著法治軌道想辦法

對于像臨洮這樣處于連片特困地區的縣市，中央對于它們的扶貧工作，有較為細化的政策支持。植樹造林是加強生態建設的重要工作，顯然在中央扶貧工作的政策支持范圍內，應當獲得精準扶貧的政策性支持。 [詳細]

義務種樹說到底是讓每個公民主動自愿盡責，法治化就是要把公共的責任分解為每個人的自覺，通過引導和適當的經濟激勵來釋放綠色合力。于此而言，修訂《關于開展全民義務植樹運動的實施辦法》并盡快頒布實施《全民義務植樹條例》，這是厘清各色“綠化費”亂象的當務之急。 [詳細]

強捐綠化費，“正確”出發點遮蓋下的權力戀棧

正是因為植樹造林的理由最響亮，如當地官員所言,“實在想把綠化搞上去”,所以臨洮的綠化費扣得很強勢。它吃準的就是這個出發點的無可挑剔，是明知行政違法、但即便被揭也覺得無傷大雅，也自恃為出自“權力道義”。這也是很多行政部門一旦“東窗事發”，往往將“出發點”作盾牌的權力心態。 [詳細]

更值得正視的是，“扣款植樹”背后的基層困境

這起案例凸顯了當前義務植樹的兩層現實困境。其一，綠化費取消后，義務植樹的責任和成本該如何合理分配，政府財政是否應在地方的環境優化和綠化上展現更多“兜底”性責任，財政支出又從何而來？其二，公民的義務植樹積極性該如何被有效地調動，而非陷入流于形式或“無人問津”的尷尬之境？這考驗的既是地方政府的智慧，也需要在義務植樹相關的頂層設計上有實質性的完善。 [詳細]

綠化費已被取消情況下仍強制收取，涉嫌違規

國家財政部、發改委已在2013年取消了收取30多年的綠化費。取消綠化費，其初衷恰恰是由于考慮到植樹勞動量難以量化、不具操作性，鼓勵民眾通過多種形式和途徑履行植樹義務。然而臨洮縣的做法，等于將植樹義務全部落入到全縣財政給養人員的身上，是對于植樹義務的窄化與異化。這在本質上屬于不折不扣的亂收費行為。 [詳細]